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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移民背后的汹涌商潮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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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1 15:41:04 |显示全部楼层

江西移民背后的汹涌商潮

                           转帖(作者不详)

   ■是经济移民还是政治移民?

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夹杂在滚滚人流中的刘德先牵着满身尘土的大马,迷茫回眺着家乡的方向。他明白,这次离开吉安府吉水县迁往湖南或许是惆怅中带着希望。离大道不远的江水中,一艘艘木船鼓着大帆,船上那些离开家乡的人们,也和刘德先一样,流露出复杂的神态。这些吉安人根本没有料到,政府组织的江西大移民会一直延续到改朝换代之后的清王朝雍正二年,并在将来留下“江西填湖广”的历史记忆。

从明王朝统计的数据来推测,洪武二十六年至万历六年的近200年里,明代的“湖广填四川”,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江西填四川。或者说,至少312万的江西人口在往湖广流动的同时,又与湖广人口一道,流向四川、流向云贵。

现任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等数职的方志远称,随着政治中心的向东迁移和运河、长江、赣江、珠江成为贯通中国南北的唯一一条水道,又因饱经宋金、宋元、元明之际的战乱,两湖平原已早是人口稀少、土地荒芜。而江西却经过宋元时期的发展,成为中国第一人口大省。与此同时,湖广的面积却是江西的2.5倍。人口与土地的这种关系,成为“江西填湖广”的基本原因。随着明朝统一战争的进行及明初移民政策的推行,出现了明代江西人口大量流入湖广的所谓“江西填湖广”现象,并直接引发了“湖广填四川”。与此同时,大量的江西人口也经由湖广流向河南、四川、云南、贵州。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既使江西和湖南、湖北二省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也使这一地区以江西商人为纽带,形成一个大的地域性市场,两湖地区因而有“无江西人不成市场”之说。

明清时期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汉、晋、唐、宋时北方人口的向南流动有着很大的不同。北方人口多是在战乱发生、生命受着威胁的情况下南迁的,并在迁移地聚族而居、聚乡而居。明清时期湘鄂赣地区特别是江西的流动人口则不是这样,他们大体上不存在生命受到威胁的问题,他们是为着寻求更为优越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而流动。因此,这种流动更具有经济特色而更少政治特色,或者说,除了洪武年间,他们是经济移民而非政治移民。迁移的方式则是个人或小家庭的流动。他们融入当地居民之中,或与他乡移民、他省移民杂居。从这一意义说,他们更少安土重迁的情结,从中也可以看出社会发展的作用。  

明王朝万历年间任职澜沧兵备道的王士性写了一本《广志绎》,书中极称江西人特别是抚州人的善于经商:“作客莫如江右,江右莫如抚州。”又称江西人在开发西南过程中的地位“滇云地旷人稀,无江右人不成其地牎”他曾经派人巡视中缅边境,回报说只要有居民点的地方,那里的头目往往是经商至此定居的抚州人。

更耐人寻味的是,南城县商人肖明举经商至满刺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州),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年)还作为满剌加国的通事(使者)来到北京,仍然公私兼顾,采购了一船船的货物往回拉。明朝临川四大才子之一的艾南英自豪地声称:追随太阳的雁尚且不能到达的地方,我家乡的人仍在那里形成聚落。当然,汹涌流民潮和工商潮带来的,有经济的发展,也有奢靡之风的兴起。

方志远说,江西人口的向湖广流动,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向人少地多处流动,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二是向城市流动,成为商人、手工业者、佣工;三是在城乡之间流动,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也就是说,江西农民在地域的变迁中,也有相当部分发生了职业的变迁,即弃学从商或者弃农经商或从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江西工商人口的流动问题。

江西人口特别是工商人口向湖广的大规模流动,对湖广以及江西自身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生活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最显而易见的便是经商以及由此而来的奢靡之风的盛行。湖广地区经商之风和奢靡之风是相辅而相成的,商业的活跃,导致了风俗的奢靡。这种风气在明代大约发生在成化至嘉靖时,经过明末清初的大规模战争,因经济的凋敝,风俗重归于简朴。至乾隆以后,随着经济的复苏,风俗又趋于奢靡。当然,这只是与本地过去的习俗比较而言,对于东南发达地区,则仍属“节俭”。这种差异,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所致,同时又对城市的繁荣状况、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商品的种类和品质要求产生重要影响。

■“江西多讼师而浙江出师爷”

明朝天顺二年九月,刑部所上题本说,该衙门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各地商人赴京投诉的案子,其中最多的是江西商人在湖广一带有关债务的纠纷。无独有偶,成化十年八月,刑部题本又说,“江西人民”携带火药、布匹等物,至四川交易铜铁,屡起词讼,请命江西、西南各省严加盘查。更有意思的是,万历时王士性任云南腾冲兵备道,屡屡受理江西特别是江西抚州商人的案子,但其中多有欺诈。一怒之下,王士性表示,凡江西抚州人的案子,概不受理。

由于从江西向四面八方辐射出去的商人众多,经商活动的频繁,诉讼对江西人来说成了一门职业。

方志远说,明朝教育的发达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他们中的不少人在科举失败之后成了讼师、讼棍,成了江西“讼风”的主体。江西多讼师而浙江出师爷,也反映出这两个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不同文化精神:前者为异端,其内在精神却是气节;后者为附庸,其内在精神则是投机。

与诉讼之风、经商之风和奢靡之风一样,江西人口向湖广流动产生的又一重要社会影响,是科举之风的形成与异端思想的兴起。湖广的文化氛围严格说来是在嘉靖以后才营造起来的。也就是说,它是随着人口流动特别是工商人口的进入、社会风气发生变化之后才营造起来的。但人口的流动,在某种程度上却对江西自身产生相反的影响,即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弃农经商之风盛行,从而导致教育与科举的衰退。

明清时期,就江西的文化精神而论,可分为两种类型,即附庸文化和异端文化。关于江西的附庸文化,可以官学和科举的发达来说明,这也是以往的研究者所关注的。但江西的异端文化,却极少被人们提及,但它恰恰能够反映出江西的地域文化特征。并且与科举文化或附庸文化一样,对湖广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活跃500年的江西商人缘何衰落?

五口通商之后中国交通大格局的变化,使江西由中心进入边缘。从外部渗入的新思潮、新风尚也绕过江西,或沿广东、湖南、湖北,或沿上海、江苏、安徽,向中原挺进并扩散。这些新思潮、新风尚在扩散过程中,又不断地被抵制、被削弱、被改造,然后再反射到江西,致使江西在观念的更新上开始落后。

与此同时,商业资本在战争中也遭到毁灭性掠夺和打击。曾国藩镇压太平军,更以江西为军费的筹集地。5年之间,在江西征得白银八百四十万两,占湘军全部军费的一半以上,接近清政府在嘉庆年间为镇压白莲教起义而在两淮盐商中征取的全部“捐输报效银”。这个数字,对于素称富有的两淮盐商也难以承受,何况以小本经营为特色的江西商人。

内外种种原因的震荡和变化,曾经在中国西部地区独领风骚并在国内市场与徽商、晋商三足鼎立的江西商人,在活跃了500年之后,迅速走向衰落,并基本上在国内市场丧失了地位。

方志远称,江西商人虽然有人数多、操业广、渗透力强等优势,但存在着以商脱贫、资本分散、小本经营等先天不足。长时期以个体经营为主要方式,使得本来就分散的资本难以集中,而观念的束缚,更成为江西商业资本积累的重大阻碍。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江西两次经历了长时期的战火蹂躏,人口锐减,山林焚毁,江西商人赖以生存的主要商品如茶叶、纸张、木材等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景德镇的瓷器也一度陷于停顿。

从北宋到清前期,运河、长江、赣江、北江一直是国内主要的南北通道,但到清中期,长期以来对山林的超量砍伐及开山造田所造成的后果开始明显,水土流失严重,赣江水运发生困难。几乎与此同时,运河的淮河、黄河段因黄河泛滥及改道而淤塞,南北水道被拦腰截断。尤其是京汉、粤汉铁路修通后,南北运道改走两湖、河南,江西成了陆运和海运的盲区。虽然后来有浙赣线,也只是在赣东北穿境而过,整个赣中、赣南因远离交通线,物资流通十分艰难,过境贸易也相当稀少。致使江西商人对外面的新技术、新思想基本隔绝,故最终在竞争中衰落。(稿件来源:大江网 邹文彪、刘丹青)




明洪武年间,大批的江西商人迁移到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该县团山古村的江西人张姓始祖在此另发一脉。由于团山地少,后人纷纷到个旧挖矿谋生,赚到银子后就寄回团山修建豪宅。如今,团山古村仍然可见保存完好的寨门和寨墙。今年,在WMF(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公布的2005年度“100处濒危建筑”的名单中,团山古村建筑群榜上有名。

今天的湖南湖北人,有多少祖籍江西!?

震撼中国的江西大移民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江西先民的大迁移,开创了中国历史一片片新的天地。

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攻打长沙,与陈友谅旧部和元王朝残余势力血战四年,损兵折将,最后才于1368年(洪武元年)夺得胜利,确立明王朝在长沙的统治。元末明初这场连年战祸,使长沙田园荒芜,百姓亡散,庐舍为墟,许多地方渺无人烟。于是,明王朝就近从江西大量移民迁入长沙地区(湖北和湖南,当时二省是一个省份,称之为湖广省),并允许“插标占地”,奏响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宏伟史诗。

因明朝崇祯年间张献忠农民起义,在德阳地区作战频繁。康熙十六年,清军为消灭义军,滥杀无辜,人口殆尽,一片荒芜。清廷下诏,江西、湖南、湖北众多居民被迫迁居。民间把这次大移民称之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数个世纪过去了,浩瀚的中国历史上,5次大移民中,江西人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时空演奏的宏大交响乐中,江西的先民们就如顽强的种子一般,落在大邑通途,撒在穷乡僻壤,直至根深叶茂。今日,本报记者与读者一同撩开历史的尘埃,感触江西先民大迁移那震撼人心的音符,重回壮阔史诗。

四川三石碑再现史实

近日,据四川媒体称,四川清溪镇清溪高中附近发现的三块清代江西墓碑,使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历史再度浮出水面,史学家们因此认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历史至少被延长近60年。

史学界公认的清朝政府的移民,起于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止于四川西北金川之战(公元1776年)。在清溪发现的3号碑字迹最清晰,碑文可见:魏佐宗、魏佐信为父立碑,其父是“江西赣州府安远县楠水乡太平保人氏”,卒于“光绪辛卯年十二月”(公元1891年)。假如活到六十岁,那么在江西出生时间为1831年,而入川是在出生之后。从碑文中的年月推断,史学界公认的清朝“湖广填四川”的时段过小,三块碑文证明清溪镇接纳自主性的移民至少还持续了近60年时间。

2号碑载有迁居于四川犍为县“兴仁乡东岗堡周家山”的墓碑,其说明此时犍为县域内是移民的集中地之一,江西移民打破了同乡同籍聚居的习惯,开始到周围的山地定居。从碑文分析,犍为县早期接纳的移民多为单身男性,是试探性的迁移,后来举家迁入犍为的移民才渐渐增多。

湘粤人祖籍多是赣人

除了四川之外,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早年对湖南人由来的研究,得出结论:湖南人来自天下,其中以江西居多,且江西人移到湖南后,大都以稼穑耕垦为主。因避免长途跋涉,江西南部之人大都移向湖南南部,江西北部之人大都移至湖南北部。

谭其骧先生认为,早至五代、两宋、元、明时期,就有大量移民进入湖南,而元、明时期数量较多,在元末明初六七十年间的移民规模最为空前。谭其骧先生特别指出,南宋以前,奔袭向湖南的移民几乎全是江西人。由此可见,历史上,江西先民曾数度迁移,现今不少湖南人流着的是江西人的血。

方言界专家们称,仅从湖南省桂阳县来看,刘、李、袁等大姓都是从江西一带迁徙过来的,但迁入的时间有先有后,祖籍也各有不同。湖南桂阳县人多数为唐宋以后从外地迁入,其中10姓来自江西,9姓来自江西泰和县。

江西向粤北移民,很可能是“江西填湖广”大移民的余波。粤北和湖南之间尽管横亘着五岭山脉,但在地理位置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江西、福建、湖南都有古道直通广东北部,而汉代修筑的长安至岭南的西京古道,越过湘、粤边界的骑田岭,成了湖南进入粤北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的另一条通道。此外,从湘南流入粤北的武水,则是两地自然的交通途径。历史上江西人入迁湖南,便沿着上述的交通要道就近扩散到粤北地区。


湖南凤凰江西会馆-万寿宫

江右帮跻身十大商帮

在一个版图辽阔,靠着油光水亮的大马、吱嘎作响的木车、迎风鼓帆的商船,信息得穿越几个月或是几个季节方可到达边陲僻壤的古老帝国里,江西商人如过江之鲫,深入中原、江南和边陲,苦心经营赢得世人口碑,令人叹为观止。因此,天下才有跻身于国内十大商帮之列的“江右帮”之称。

19世纪末期,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来中国游历、考察时,在雄伟史诗般的余音中,仍察觉到江右帮的流风余韵:江西人与邻省的湖南人明显不同,几乎没有军事倾向,在小商业方面有很高的天分和偏爱,掌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部分小商业。湖南人没有商人,而军事思想十分突出。江西人则缺乏军事精神,取而代之的是对计算的兴趣和追求利益的念头发达……

以成都为例,经过明末清初惨烈的兵燹之后,成都鼎盛一时的出版业濒于灭绝。可清政府的“移民填川”诏令发布后,来自江西的书商就在成都学台衙门附近的学道街、卧龙桥、青石桥一带开设了大量的书铺。这些满脸书卷气的商人从江浙一带运来大量的刻版和书籍,使荒凉的成都开始闻到久违的书香味道。据统计,时至清末,由江西人开办的印刷出版行在成都就有50多家,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周达三开办的“志古堂”。另一个江西人陈发光则于乾隆五年(1740)在成都创立了著名的“同仁堂”药店,经营老成都人耳熟能详的惊风丸、旧脾丸、灵宝丸、金灵丹、白痧药、人马平安散、鲫鱼膏等特色中成药。

此外江西人还在成都开有大量的银钱铺,而城内的瓷器店则大多为湖南、湖北人所开。


成都洛带镇江西会馆-万寿宫


成都洛带镇江西会馆-万寿宫内景


成都洛带镇江西会馆-万寿宫门前的牌坊

江西货郎哥是情哥哥

赣地的先人,就像是大把的种子,不管是在大邑通途,还是在寒山瘦水、僻壤边寨,都能扎根生存,但江西移民仍有不少人从商。

在上世纪40年代,长沙不过是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赣人却在这里为自己的子弟创办了豫章、庐陵、昭武等五所私立小学。临近湘江有一条名叫“坡子街”的小街,是当时长沙市里最有名的金融街,街上的不少钱庄和批发商行的老板,都是赣人。在汉口,盐、米、木材、药材、布和当铺,人称六大行业,都有赣人在经营。尤其是汉口的药材业,江西商人几乎垄断了这个行业。在湖北的洪江、郧阳、钟祥、天门,也聚居着大量的江西商人。在湘西沈从文先生的故乡凤凰古城,清末民国年间在这里经商的江西商人,成为古城凤凰最富有的阶层,至今当地人们还在传颂着他们的故事。

黄志繁介绍说,江西商人最为活跃的地区是两湖,其次为云、贵、川。1958年,云南文史界在楚雄地区搜集到的彝族民间史诗《梅葛》第二部《造物》中提到蚕丝的来源,说是赣人发现的:“江西挑担人,来到桑树下,看见了蚕屎,找到了蚕种。”同书第三部《婚事和蛮歌》里还说道:“江西货郎哥,挑担到你家,你家小姑娘,爱针又爱线……”由此可见江西商人在民间的地位。

“星火燎原”瓦子角

据《广志绎》记载,迁徙于云南、贵州等西南边疆的江西人也很多。明朝万历年间任云南澜沧兵备副使的王士性,一任下来,几乎随时随地都能看到江西人,他写道:“作客莫如江右(今江西),而江右又莫如抚州。余备兵澜沧,视云南全省,抚之人居十之五六。”意思是抚州人随处可见。

黄志繁告诉记者,原复旦著名教授谭其骧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读于燕京大学研究院时写的《湖南人由来考》的毕业论文中,开篇就称:移民至湖南的江西移民属南昌为多。

在江西,从明初到清嘉庆时,官方有组织的移民,再加上民间自发地离去,有统计说达到了几百万人。据谭其骧先生的弟子曹树基博士考证,在明朝,如同山西洪洞大槐树是中国北方的一个主要移民点,在南方的两个主要移民点,均在江西境内,一为鄱阳的瓦屑坝,一为南昌城里的瓦子角。


万寿宫祖庭-南昌西山玉隆万寿宫


赣文化遍布半个中国

据黄志繁介绍,流布四方的江西商人,只要完成了一定的原始积累,就会不约而同做起的第一件事情———建造万寿宫。在江西商人的眼里,无论大富还是“小康”,无论是团伙还是独步于江湖,都忘不了赣人的人格神———许真君,都得像在故土一般奉祀他老人家。

明朝以来,迁移在外的江西人在京都及各省省会几乎都建有万寿宫,其附属或是另建的江西会馆,更是星罗棋布。万寿宫毕竟是民间建筑,可以富丽堂皇,可以朴素照人,因此就连云南省由北向南,直抵滇缅边境,也有比比皆是的江西万寿宫。在湘西的凤凰古城,声名远播的江西会馆万寿宫和陪衬建筑遐昌阁已成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但那遍及大半个中国的万寿宫里,香火照亮半边天的日子很快暗淡下来。香火前,还在叩拜着农耕社会的一个简朴理想的江右帮被枪炮击中,他们如潮汕帮、宁波帮、江苏帮一样失去了往昔辉煌的色彩。

于是,战争的连绵,烈火的烧烤,风雨中的毁败,致使包括南昌本土的万寿宫也难以幸免于难。各地的赣人后裔大把掏钱打出的广告,只能在文本或者断垣残墙中窥知。


被誉为江西人精神之神的许逊(玉隆万寿宫内)

历史上的移民大冲突

黄志繁说,明中期以后,江西的工商业移民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那时享有“无赣不成市”盛誉。当时,江西樟树的不少商人都前往湘潭地区扎根经商发财,并建万寿宫或江西会馆,没想到至清代发生了一次历史上的移民大冲突,顿时血流成河。

话说清代中期时,江西移民去看戏,他们在讲江西土话时,引来湘潭人的哄堂大笑,江西移民当时觉得受了侮辱。为此,江西移民在万寿宫搞了一场演出,故意将湘潭人诱进万寿宫,然后杀掉不少湘潭人。湘潭人不服气,决定报仇雪耻,此后也发誓要杀江西人。冲突进一步升级。此事惊动了上层,在皇帝与湖南官员的出面协调下,不断上演的流血冲突才得以平息。

江西移民的家乡情怀

黄志繁说,当时在湘潭经商的江西移民发了财后,念念不忘家乡人。他们在樟树成立了“宾兴会”组织,并把大量的钱财汇给该组织,用于资助一些出生贫穷家庭的有识有志青年进京赶考,参加科举考试。到后来,宾兴会的功能不仅是资助有志青年,还变成了当地的财政机构,对樟树的经济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不过,据说江西商人虽然在外面人数众多,什么生意都做,但做的都是小本生意,且都做不大,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黄志繁说,总的来说,江西商人对于缓解江西人口压力,促进江西与外界经济上的联系还是功不可没。

“辣不怕”和“怕不辣”

15世纪末,哥伦布在航行美洲时把辣椒带回欧洲后,在明代晚期(16世纪末)辣椒开始传入我国,很快就受到民众的欢迎。值得一提的是,长江流域的江西、湖南和四川数省民众都以嗜吃辣椒著称。人们常不无戏谑地说江西人是“辣不怕”;湖南人是“怕不辣”。湖南甚至因为盛行吃辣椒的缘故,“湘妹子”也因此多了一个“辣妹子”的别称。四川人的“水平”要差一些,喜欢用花椒“中和”过的“麻辣”。这种情况的产生可能与清初的人口大迁移有关。众所周知,清初的时候,由于战乱导致四川人口急剧减少,而江西则存在着较严重的人多地少的问题。因此产生了“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吃辣椒的习惯也就这样传播开了。至于云贵和陕甘数省民众嗜食辣椒是否为四川的“扩张”,则有待于进一步地探讨。

黄志繁则认为,湖南、四川、江西人都爱吃辣椒,可能与气候有关系,是否与江西人口迁移有关,因无史料根据,还不好说。


“江西老表”和“解手”

为了阐述江西人向湖南大迁移的历史渊源,黄博士首先向记者讲述了“江西老表”一词的由来。他说,有关“江西老表”的由来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湖南人是江西人的后代,湖南人认为与江西人祖上是表亲戚关系,因此就称江西人为“江西老表”。江西是他们的父母之地,江西人是他们的亲戚。于是,称呼江西人为老表。

还有一种说法是赣地的先人们很相信风水,另外在迁移的途中也便于掌握方向,老是爱带着一个表(古时的罗盘),因此外省人称江西人为“老表”。据说,学术界大都赞同后一种说法。传说固然有些离奇,但以传说所发生的时间和所叙的事情来看,历史上倒也发生过与传说大致相吻合的事件。

关于“解手”一词的由来,民间也有传说,在明朝初期对江西的强制移民过程中,官方都将两个人的手反绑在一起,遇内急上厕所时才将手解开,因此后来江西人的土话都将上厕所叫“解手”。(江南都市报-江铃新观察 )

迁湘始祖多来自江西。现所见湖南家谱中,在缕述世系源流时,有60%以上的家谱都称始迁祖在宋元明之际来自江西,特别是元末明初从江西吉安府泰和、庐陵、吉水,南昌府的丰城、南昌诸县。张国雄著《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 (12)的附录《移民档案》,收湖南各地家谱197部,其中迁出地为江西的148部,占75%;而迁出地是泰和县的54部,占江西的36%。早在1931年,谭其骧先生以清道光《宝庆府志》,光绪《邵阳乡土志》、《武冈州乡土志》、《湘阴县图志》、《靖州乡土志》中的氏族志表为依据,经过缜密的分析,结论为五代以后,湖南移民主要来自江西,几占三分之二;江西又以泰和最多,依次为丰城、庐陵、南昌、吉水、安福诸县。迁徙时代多在元明,而元末明初六七十年间尤为突出。(13)元末明初的连年的战祸和兵燹,使湖南大部分地区田园荒芜,庐舍废墟,原有居民大量散亡。随后,苏、浙、皖、闽、赣人,特别是江西人大批涌进湖南,“从征”、“屯垦”、“宦游”和从事商贸活动,而江西人大都为稼穑耕垦而来,少有在城市繁华之地,多在穷乡僻壤之间。清代以后,湖南人口逐渐饱和,而外省移民日渐停止。而大批湖南人往四川、贵州迁徙,也有少量湘中、湘东地区向湘南、湘西以及洞庭湖区迁移的。民谣“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也主要是指湖北了。清康熙以后,湖南发展比较快,经济、文化比湖北发达,成了全国主要的粮食输出省。
现在,湖南人一讲江西人,多称江西老表,笔者茫然不知何意,鉴于湖南人的祖先多来自江西的历史渊源,姑妄释之:表,有表亲之意,指父亲姊妹和母亲兄弟姊妹所生的孩子都称表亲;老,祖宗之谓也。“老表”即祖宗的表亲,“江西老表”,指江西、湖南两省人的祖宗存在表亲关系,是湖南人对江西人的一种“昵称”。

江西历史
据考证,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江西大地就有人类生息繁衍。三千年前的商朝,江西已进入青铜器时代,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一致。春秋战国时期,吴⒃健⒊???终??鳎?燎睾海?忌杩ぃ?迨鄙柚荨V撂瓶??1年(公元733年),唐玄宗划全国为15道,江西属江南西道,简称江西;元朝确立“行中书省”制度,江西省名由此而成。江西又因赣江而简称“赣”。

五千年前,江西就有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隋唐以后,国家经济重心南移,江西土地得到进一步开发,经济繁荣兴旺,成为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茶叶种植和加工也大大发展,数量和质量都居全国之首。同时,陶器、造船和银、铜冶炼在全国亦居领先地位。明清时期,江西成为全国造纸业和以布为主的纺织业中心。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工商业市镇。

中国江西省,简称赣。因公元733年唐玄宗设江南西道而得省名,又因为江西最大河流为赣江而得简称。

江西开发的历史,从出土文物考证,可以上溯到距今一万年以前。而江西作为明确的行政区域建制,则始于汉高帝初年(约于公元前 202 年)。时设豫章郡(赣江原称豫章江),郡治南昌, 下辖 18 县,分别为南昌、庐陵、彭泽、鄱阳、馀汗、柴桑、赣、新淦、南城、宜春、雩都、艾、安平、海昏、历陵和建成等,分布地域为赣江、盱江、信江、修水、袁水沿岸,即与后来的江西省区大致相当。 汉武帝时划全国为 13 个监察区,称 13 部州,此时的江西属杨州部。

公元291年,即西晋元康元年,改设江州,其主体为江西地区原有郡县。隋时曾作行政区划调整,州的级别降与郡同,因而隋代的江西地区设有 7 郡 24 县。至唐时增加到 8 州 37 县,分别为洪州、饶州、虔州、吉州、江州、袁州、抚州和信州。贞观元年唐太宗划全国为 10 道监察区,玄宗时增为 15 道,洪、饶、虔、吉、江、袁、抚、信 8 州隶属于江南西道监察区。

五代时期,江西地区先辖于吴后辖于南唐。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相当于下等州的新的行政区划 6 州、4 军、55 县。交泰元年,南唐中主决定建南都于洪州,并因此升洪州为南昌府。 宋代在州之上改道为路,江西地区被置 9 州、4 军、68 县,其大部分隶属于江南西路,另有一部分隶属于江南东路。

元朝开始确立行中书省制度(简称行省或省)。江西行省辖区远远大于今天的江西省区。除包括了今江西绝大部分地区外(原江西东北地区隶属于江浙行省),还包括了今天广东省的大部分。元行省下设路、直隶州、州(同县级行政机构)和县。江西行省下辖龙兴、吉安、南康、赣州、建昌、江州、南安、瑞州、袁州、临江、抚州、饶州、信州等 13 路和南丰、铅山 2 直隶州以及 48 个县、16 个县级州。

明朝虽然基本上保留了元朝的省区建制,但改行中书省为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然称省),改路为府和改州为县。江西布政使司辖南昌、瑞州、饶州、南康、九江、广信、抚州、建昌、吉安、袁州、临江、赣州、南安 13 府,下辖 78 县,地域基本等同今天的江西省区。其时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为江西布政使司的最高行政机关,三司分别由中央直接节制,分权而治,互不统属。

清代改江西布政使司为江西省,行政区域基本承袭明建制。另在吉安府增设莲花、南昌府增设铜鼓、赣州府增设虔南等 3 个县级厅,同时升宁都县为省辖直隶州。巡抚成为全省最高行政长官,下设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管民政、财政与司法监察。

民国时期,清朝的府、州、厅一律改为县。江西省共辖 81县。至 1926 年北伐军进驻南昌时正式设南昌市。1934 年从安徽划婺源县入江西,1947 年划回安徽,1949 年再次划归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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