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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主战派官员易俊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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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23 21:04:30 |显示全部楼层

甲午战争主战派官员易俊

(2011-09-29 14:16:26)

转载▼cch村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2431062414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古兴国出过不少御史,从北宋吴中复,明代成务、徐镛、刘之待、梁招孟,到清代吴甫生、陈光亨、易俊,多为铁骨铮铮、名倾朝野的铁面谏臣。而最后这位御史大夫,便是近代著名的甲午之战主战派人物易俊。

   易俊(1844-1898),字哲生,号南(兰)舫,湖北省武昌府兴国州城(阳新县)人。1873年(同治十二年)拔贡,以州学唯一保送名额入国子监。1876年(光绪二年)名标顺天乡试副榜;两年后考取军机章京,以优录七品小京官晋六品。1889年(光绪十五年)考取御史,从五品,先后出巡河南道、浙江道。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丁忧(居丧)回籍。因政绩特出,获赏衔三品。

   1874年(同治十三年)起,易俊先在京都刑部江西司行走(非专任官职)一职上奔波了十年。1884年(光绪十年)调任军机章京,开始进入清朝的中枢机关。军机章京虽然也是兼差,但由于要参与处理军务、政务文书,辅办、处理具体事宜,常常接触最高机密,俗称“小军机”,入值者都得谨慎可靠,而且提升较快。易俊承旨入值隆宗门内军机房四年,除办理军机处的文稿撰拟、文书缮写、档册记注等日常工作外,也常常跟随军机大臣或被单独奉派,往各省处理军政事务。由于见识过人,办事干练,1888年(光绪十四年)被用为刑部安徽司主事,次年晋奉天司员外郎,两年后再晋广东司郎中,沿级连连递升。

    1892年(光绪十八年),易俊出为河南道监察御史。1895年转为浙江道监察御史。清代监察御史隶都察院,分道纠察,是负责巡视州县、监察官吏、纠正刑狱、整肃纲纪的朝官,充任者须有广博学识,且通达政治吏治。御史官阶虽然不高,却是朝廷“耳目”,可直接奏陈地方弊端,向皇帝进言弹劾违法官吏或不称职官员,颇为百官忌惮;同时,谏官也是一个专门得罪人的差使,常常会遭打击报复,而且稍有差池,所受惩办也极其严厉,是要准备随时冒身家性命危险的。

   易俊的政声扬自御史任上。于朝于野,都知道他是一位精明开化、极有见地之人。譬如他的《请整饬厘金疏》,就道出了清朝厘金“不患来源之少,而患侵蚀之多”和抽厘“不患比较之不严,而患劝惩之不实”的积弊,所反映问题既普遍又具深度。厘金历为清朝筹饷大宗,各省厘卡林立,盈千累万,但管理乏善可陈。他从“上有益于国计,下无妨于民生”的角度,建议朝廷认真整頓,厘剔弊端,妥定章程,改进管理,令各级儆惧而“不敢违章罔利”,令“贪得无厌者不能钻营恋栈,而洁清自好者尚得保奖酬劳”。在后洋务运动时代,他还极有创见性地提出“于商贾辐辏之区,招集股分,购置机器,官督商办,以济圜法(币制)之穷”。朝廷非常重视,命南、北洋总督刘坤一和李鸿章探讨应对措施。后刘、李分别在上海、天津以“济圜法之不足”名义设局,以股份形式公开筹集民间资本,“建厂置器”。

   易俊在历史上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在甲午中日战争时期的战和对垒中坚持御敌卫国主张,是较为著名的主战派人物。他当时的许多主战观点及精辟言论,历为这场战争的近代史研究者们所重视。

   “良知知彼者胜,不良知知彼者败”,发端于1894年(光绪二十年)的甲午之战,是日本为与中国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而起衅,进而谋求向中国武力扩张的一场以“国运相赌”的侵略和反侵略战争。当年海盗所垂涎的,是将辽东半岛、山东半岛、舟山群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以及长江两岸都归入日本版图,将中国其余地方分割成若干小国置于日本羽翼之下,而且自明治维新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而仓促应战的清廷如堕五里雾中,一味苟且应付,最终被迫接受割地赔款之大辱。清廷上下,围绕着战争进程而出现的战和对垒,较量一直没有消停过。

   早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初,清廷内部的战和分野就已显现,分歧最初表现在战备意识方面。面对倭冠日益膨胀的狼子野心,光绪皇帝借助国内舆论压力“一力主战”,每每圣谕“预筹战备”。聚集在他周围的一群“敌忾同仇”的近臣显学和台谏要角,纷纷奏请通过整军备战增强实力,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外侮。而实际操持着国柄的慈禧太后虽然也对日本在朝鲜的势力扩张感到不安,却低估了其侵华意图,一直认为日人不过虚张声势,并不敢对大清妄动干戈,尤其是有了北洋海军以后,更觉有恃无恐,掉以轻心,还在继续挪用海军经费为她的万寿庆典大兴土木修造颐和园。在她周围,那些把握着朝廷和地方实权的显贵重臣多阿谀之辈,首鼠两端,就是看出问题也持观望态度。甲午战争的战和取向自酝酿之日始,就无形中显现出“帝党”、“后党”两大阵营。

   日本为掠夺中朝资源而发动侵略战争,蓄谋已久。而清朝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就连身系国防要务的李鸿章也觉得“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清廷对这场命运攸关的战争从一开始就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当时也有一些较早觉察到日人包藏祸心的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深为国家民族命运担忧,主张未雨绸缪,有备无患。易俊所上《夷情叵测请亟筹攻守之策》等奏折就非常清醒地指出:“倭寇为中国患,由来已久,然从来未有今日之甚者”,“两国角争,间不容发,有备者胜,无备者败”。他当时最著名的观点是“良知知彼者胜,不良知知彼者败”,因为“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倭无不知者”。显然,这是针对朝廷忽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战争法则、对当时处处渗透的日本情报搜罗置若罔闻而发出的警告。日本为推行向外扩张政策,从19世纪60年代初起,就开始搜集中国东北、华北以及山东半岛的地形、气候、物产、军备及风俗习惯等情况。直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参谋部还在不断派遣间谍潜入中国,窃取政治军事情报,秘密绘制中国东北和渤海湾的详细地图。战前,易俊正在河南道监察御史任上,道巡管至河南、山东及皖北、苏北,对日谍活动每有耳闻,故有此种深谋远虑。英国著名的谍报人士查德•肯迪就说过,甲午战役前日本特务大量汇集中国情报,为1884年至1885年的日华战役胜利奠定了根基。

   面对倭寇的咄咄逼人,易俊等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有了战争一触即发的直觉。可惜他们的忠告,或被看着“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惹之”,或为感到“忠言逆耳”、“狂议伤身”,朝廷及李鸿章之流根本没有听进去。易俊希望大清“良知知彼,每次打仗都不会失败”,而其后让他看到的是清军处处被动挨打,屡战屡败,果真大祸临头了。残酷的战争态势让世人看清,正是由于昏聩清廷对战争阴谋的反应迟钝,临近险恶战端的战备松懈和犹豫不决,从决策上为这场中日较劲埋下了祸根,以血淋淋的事实证明了交战双方的胜败得失全非天意。

   “属国二字,不能不举国争之”,到了1894年5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为弹压起义,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出兵援助,清廷于6月5日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陆军1500人去了朝鲜。同一日,日本也启动战时大本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陆续出兵朝鲜1万余人,占据了从仁川到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并包围了驻守牙山的清军,不时寻机挑衅。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就这样由日本以不宣而战的序幕拉开。接下来,蓄意挑起战端的日军于7月23日闯入朝鲜王官,胁持国王改弦更张,又于25日在牙山突然袭击了清军陆上阵地和海渡兵船。迫于国内舆论压力,清政府终于在8月1日对日宣战;而同日,日本明治天皇也发布了宣战诏书。侵略者酝酿已久的这场对华战争,就是这样迫不急待地打响的。

   朝鲜,自元朝起就是中国的“属国”,是中国安全的“藩篱”;同时,也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垂涎三尺的“肥肉”,是被其看好用作向中国本土扩张的“跳板”。早在1884年12月,日本驻朝公使就策动过亲日的“开化党”政变,然而不过两天,乱党就被清朝以保护朝鲜政府为名派兵给荡平了。从那时起,贼心不死的日人为了能够用武力征服朝鲜和中国,秣马厉兵,整整准备了十年,如今卷土重来。朝鲜之于中国的战略地位,正如易俊在《请责令李鸿章对倭事通盘筹画迅奏肤功》奏折中明白指出的:“朝鲜近在肘腋,若被他人占踞,则东三省不能安枕;东三省不能安枕,则京师亦为之震动,唇亡齿寒……故‘属国’二字,不能不举国争之,以固藩篱”;“今倭人改其内政,迫令称为‘自主之国’”,万万不能容忍。

    随着朝鲜战场上中日交火的枪声响起,清廷内外很快就传出“主战”、“主和”两种声音。国内舆论一致要求清政府增援牙山被围清军,阻止日军武装侵略,北洋海军官兵还请求立即投入抗击日军的战斗。清朝的一些驻外官员都比较清醒。如驻日公使汪凤藻、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凯等指出日本在朝“布置若备大敌”,是“有备而来,必求一逞”,建议“厚集兵力,隐伐其谋”。朝廷上下主战官员也一时占了上风。如御史张仲炘提出“惟有速行决战”,以“先发制人之举”“夺日本骄矜之气”。光绪已经意识到“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严令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断不可意存畏葸”。就连害怕日本武力威胁的慈禧也谕示,对其挑衅不准有“示弱语”。然而,掌握军事外交实权的李鸿章对“厚集兵力”“速行决战”的主张颇不以为然,认为“拟必战”是过虑,“多兵逼处易生事”,坚持“静守勿动”之己见,寄希望于通过外交谈判消弭衅端,而且,他的先苟和、后应战之对策代表了枢府的主流观点。

    正是看到清廷在战争决策上的模棱两可,朝野主战声浪越逐越高,尽管所持观点不尽相同。易俊认为“中国安危之机,强弱之分,在此一举”,主张“厚集兵力”“速战速决”以抵抗外敌入侵。在战和大争辩中,易俊常有对于局势的冷静分析及应对方面的精辟见解。

   针对当时较为普遍的以国之大小论强弱的麻痹轻敌倾向,易俊认为,对日本的实力“既不能一味夸张,也不能任意贬低”,但指出“久与相持,其穷蹙可以立待”,因为两国交战,是政治、经济、军事的全方位较劲。仅就战役角度分析, 东洋不过三岛,无论人力、物力、财力、军力都不及中国的十分之一。日本虽然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军备基础,但1890年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工人大批失业,农业连年歉收,民间还在闹“米骚动”,统治者正是为了摆脱国内困境,转移人民视线,这才迫不及待地想从对外扩张中寻找出路。从其所怀以“国运相赌”之赌博心态,也可看出侵略者貌似“真老虎”、实是“纸老虎”的两面,何况“师老财竭”,“自古未有劳师远征而能久而不敝者”!

    对于朝廷寄希望于外交上的折冲樽俎,易俊则更加尖锐地指出:日本像凶鸱一样骄横嚣张,“不过一时得所凭藉”,“倭人国小而弱,苟无他国帮助,何足与中国争雄?”“倭人一黑子弹丸之地,竟敢鹰瞵虎视,藐我中邦,我尚不能先发制人……设英俄等国一旦借端启衅,又将何以御之”?“倘因偶尔挫失,遂束手无策,置朝鲜于不顾,俄罗斯坐俟其旁,不旋踵必起而夺之,中国不能过问,后患更不可胜言”;唯有“坚持定见……通盘筹画,迅奏肤功”,“以压声威”,方能令日本“俯首求和”,令各国收敛“窥伺中国之心”。事实上,战争初期由慈禧授权的那些围绕和谈的外交斡旋,结局都给易俊一一言中。李鸿章、总理衙门分别与日本驻京公使、驻朝领事就中方提出的双方在朝鲜同时撤兵“收场”的反复交涉,日方断然拒绝,提出要由中日共同监督朝鲜内政“改革”,因为人家拿准了你软弱可欺、避战自保之脉象。至于请求西方列强的出面调停,更是与虎谋皮,枉费心机。李鸿章先求英国调停,以为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必不答应”日本侵华,却不知英日刚刚签订《通商航海条约》,英国是日本侵华最得力的幕后支持。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而俄国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又异想天开地寄望于美国。美国口头回复“中立”,暗地给日本提供军事贷款,派遣军事顾问,运送军用物资,包庇日本间谍,甚至允许日舰挂上美国国旗蒙欺中国海军,在支持日本侵华的路上比谁都走得更远。列强们在中国觊觎“最惠国待遇”,只有“利益均沾”的强盗默契和分赃不匀的利益冲突,对于日本的率先发难都巴之不得,会为你“调停”吗?正如易俊所预言,战争硝烟尚未散尽,强盗们就已掀起瓜分中国之狂潮,跑在最前的就是沙皇。清廷如买悔天药,应咒洋鬼迷心窍!

   “虽聚六州之铁,不能铸成此错也”,然而,令易俊意想不到的是战场上清朝军队的不堪一击,指挥官员的不能容忍。令他气愤的是朝廷李鸿章之流从消极避战到乞降求和,终于给国家民族铸成无法挽回、不可饶恕的大错。看到易俊奏章上那些情绪愤激、措词厉严的抨击,至今仍能感受到他当年“怒发冲冠”的热血沸腾,和“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那种悲哀!

    早在甲午战争的第一阶段,易俊就愤然指责李鸿章的“虑之疏”和“贻之咎”:“当日倭人乘朝鲜内乱之后,重兵压境,多方挟制,显以袭取琉球之故智与中国为难。我克日声罪致讨……亦应厚集兵力,以压声威。乃李鸿章一味迁延,希图转圜了事,前后只派兵四千余,尚不及倭兵十分之二。北洋练兵有年,嗣又不惜巨款设立海军,原以备缓急之用;值事机孔迫,一若毫无把握,退缩不前,直待严旨切责,始添兵前往,而朝鲜之险隘要害早为倭人所据矣。委带水师统领丁汝昌畏葸无能,闻风远遁,遂使牙山一隅,亦半为倭人有,凡我可进兵之处,皆一律堵御,以致左宝贵、卫汝贵、马玉琨等军均麇集平壤,不能飞渡。叶志超以孤军对强敌,如红炉片雪,大可凛凛,反客为主,是谁之过?”(《奏请责令李鸿章对倭事通盘筹画迅奏肤功折》光绪二十年七月十七日)

   正是由于李鸿章的一再“观望迁延”“贻误事机”,从战争开局就将清军置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受到朝廷切责之后,一向不欲“衅自我开”、害怕“难于收束”的李鸿章,也不得不出兵应付一下国内声浪日甚的主战呼声。然而,从1894年7月25日(农历六月二十三日)倭寇在牙山同时进犯清军陆上阵地和海渡兵船,到9月17日平壤陆战和黄海海战结束,清兵就已溃不成军。

   陆战方面,自高州镇总兵左宝贵、大同镇总兵卫汝贵、毅军总兵马玉琨和侍卫丰陞阿四支援军赶到平壤后,包括先期入朝的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直隶提督叶志超两部,清军麇集35营1.7万人,对峙日军1.6万人,应该说已经扭转兵力上寡不敌众的局势。可是,这支受命于李鸿章、本“无作战之气”的清军,压根儿就没想去驱逐倭寇,只是居城筑垒,准备挨打。聂士成就致电李鸿章:“我军本奉命平韩乱,非与倭争雄也。倭乘间以水陆大队压韩……敌众我寡……与战,正堕彼术中。今匪乱已平,正可趁此接队内渡,免资口实……否则,倭将先发制我,衅端一启,大局可危。”因之,7月25日在成欢驿与倭寇刚一接触,聂士成便率兵“战略退却”。驻扎公州的后援叶志超闻讯,马上效仿,两军一起绕道北撤平壤。叶志超是李鸿章的淮军亲信,李居然听信叶一路“大捷”的谎报,委其平壤驻军统帅之要职。当平壤之战于9月15日开打后,清军本在奋勇抗击。镇守大同江南岸的马部和镇守城西南的卫部,均令进攻日军重创而退。镇守北门外的回族将领左宝贵迎战主攻方向日军,激战中不幸中炮牺牲,部队退守玄武门内。而坐镇城中的总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于午后四时挂出白旗,下令全军弃城北撤,六天狂奔五百里,不仅将大量枪炮军粮连同朝鲜全境拱手相让,而且将日军一直引到鸭绿江边。

   海战同样出师不利。7月25日凌晨,清军雇用运送增援部队后返航天津港的英国商船“高升”号,在牙山口外丰岛海上遭遇日军联合舰队的突然截击,因支援乏力被击沉,千余英勇还击的清兵大都阵亡;而负责护卫的三只北洋舰队兵船,“广乙”中炮,“操江”被俘,只有铁甲“济远”逃脱。事后李鸿章还心存侥幸,以为“高升”被打,英人必不袖手旁观,讵料是一厢情愿。到了9月17日,完成从大连运载刘铭传12营淮军到大东沟护航任务的北洋舰队正鱼贯返航,在鸭绿江出海口突然发现日军联合舰队冲了过来。日舰专为寻找清朝水师对决而来,以人字队形飞速靠近。被迫应战的清舰马上变阵,也改一字队形为人字队形,却因来不及而乱了阵脚,右翼舰只很快被日舰包抄吃掉。“经远”舰在管带林永升指挥下奋起反击,坚持战斗到舰只沉没。而旗舰“定远”刚放一炮,飞桥就因年久失修震塌,正在飞桥上指挥的海军提督丁汝昌被摔断左臂。由于事先没有指定继任旗舰,临时改由右翼总兵兼定远管带刘步蟾代替指挥,弄成各自为战局面。后刘步蟾下令清舰集中火力攻击日舰队司令舰“吉野”,将其炸得百孔千疮,转头就逃。船只重伤、炮弹打尽的“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下令开足马力撞向吉野,不幸中敌鱼雷,两百余官兵壮烈殉国。铁甲坚固的主力战舰“定远”、“镇远”在左翼舰只的炮弹支援下打到最后,日舰因携弹不足先行撤离战场。5个小时的黄海鏖战,即令北洋水师重创,迎战的10艘巡洋舰被击沉5艘,击伤4艘,伤亡600余人,战斗力几乎被摧毁;出战的日舰12艘,被击伤5艘,伤亡300余人,同样付出了代价。

   甲午中日海战,以热兵器时代的坚船利炮开打,其规模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首次,洋人格外关注。战前,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给本国政府汇报时就说“中国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较日本有相当的优势,但训练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远不及日本。无远见和缺乏军事知识的中国当局,将面临着海军舰队被彻底摧毁的危险”,可谓切中要害。甲午首战的失利,首先与消极防御的国策有关,清廷从1888年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后又停止海军器械弹药经费的拨付,海陆部队也严重军饷不足。其次,也与李鸿章一贯的“弃战保船”思想有关,因为北洋水师是他的淮军经营多年、逐鹿群雄的最大政治资本,不欲轻于一试。而直接原因是军队管理不善造成的队伍素质低下,大都存在着军纪涣散、操练废弛、官员贪腐、士气萎糜等严重问题。实战情形,也不完全像李鸿章一再强调的清朝海陆军“守尚有余,攻则不足”,而是打仗的思想和军事准备都不到位。初战的两仗,日军都是从陆海两个战场同日发起,显然是有备而来;而清军总是仓促应战,被打得懵头转向而不吸取教训。

   当时,易俊在为朝廷献“恢复之计,以求必胜之谋”时是主张积极抵抗、主动出击的:倭寇“处处设伏,扼我进路,若亟图兜剿,恐徒伤精锐,于事无济。计惟有先行绕道前去,分投并进,相为犄角,相机而动;抑或待大同江冰合,长驱直入,合力围攻”,“兵舰则游弋长崎对马岛及牙山口外一带,阻其粮道,并声东击西,以牵其势”。他指出,“倭人坚船利炮,水战是其所长;我不如多招马步队,较易取胜”,建议速募强悍湘勇四五十营以为“劲旅”,并推荐了“骁勇善战”的刘永福、吴凤柱、徐连升等将领。为统筹全局,建议“特简一人督办朝鲜军务,以一事权,听其居中调度”,并推荐了名将刘锦堂、刘铭传。对于易俊的建议,朝廷有的听了,有的没听,有的在执行中打了折扣。听说增援的卫汝贵所统盛军纪律最坏,遇物即掳,沿途骚扰,“韩民怨谤实深”,易俊马上奏了他一本。9月5日,朝廷谕传易俊密奏,要求李鸿章立即调查制止,一度在入朝军队中发挥过威慑作用。海战失利后,易俊再奏,要求重治丁汝昌指挥失误之罪。丁汝昌之所以成为当时众矢之的,说到底是将其当着“李鸿章”的代名词。因为丁汝昌是李鸿章物色的海军统帅,这位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缺乏作战常识的“好好先生”,不仅平时对水兵训练和舰艇保养放任自流,还将军火采购包办给李鸿章的亲戚,竟然有的炮弹上膛打不响……

   其实,易俊并没有也不可能看透他所供禄的那个朝廷及其军队腐朽至极的真正本质。后来战场上清军的节节败退,令他为打赢这场战争而进的可算深谋远虑的许多谏言,都成了“纸上谈兵”。在8月的奏章中,他就提醒:倭寇“分兵内犯,势所必至”,“沿海沿江各口”当“加意防范……布置周密,以备不虞”,“倭船……近岸则迎头痛击,不可信其虚声,驰我实备”,要朝廷责令李鸿章“当策出万全,不负重任”,“毋得一筹莫展,致干咎戾”。

   岂料所有江防海防形同虚设。当保卫国土的首战于10月24日在鸭绿江畔和旅顺口同时打响之后,局势就已不可收拾。在鸭绿江防线,4万清军对峙3万来犯之敌,竟因诸军统帅、四川提督宋庆节制不了各部,不战而退,只有马金叙、聂士成率部抵抗了一阵。日军攻入中国如入无人之境,两天后便占据沿江的九连、安东,又很快占领凤凰城、岫岩、海城、盖平等地,威胁辽阳、沈阳。进犯旅顺港北洋海军基地之敌则取包抄战术,2.5万日军在军舰掩护下由花园口登陆,经皮子窝直插金州,于11月7日不战而得大连湾,22日轻易占领旅顺并血洗全城。此间,日军从花园口登陆历时12天,沿途守军或坐视不问,或望风而逃;日军在大连湾休整10天,旅顺驻的“隐帅”、前敌营务处总办龚照玙及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等七统领率兵1.3万,或无心恋战,或疲于奔命,只有徐邦道的6个营在金州附近和旅大之间阻击日军。旅顺口的失陷,不仅使北洋水师的威海卫老巢门户洞开,而且让日本侵华在渤海湾获得重要的战略基地,战局急转直下。

   到了1895年初,“奉天自旅顺以至海城数百里皆为(倭寇)所有,凤凰城以东一带亦尽被占据。幸聂士成等军极力抵御,尚未能越摩天岭一步。”“倭寇屡扑威海,均为孙万林击退,惟炮台多被轰毁,势甚危急。”易俊指出“荣城失陷,不得谓非防范之疏也”,“宋庆尚……未能建尺寸之功,其余更无论矣”。但他闹不明白,“水师兵舰虽属无多,使管驾得人,总可与之决战,以牵其势;乃闻风远遁……遂使倭船扰我海疆,如入无人之境。国家不惜重帑设立海军,果何为耶?”这时令他担心的是,山海关内外倭寇“万一两股会合,则逆焰益张,愈难收拾”,坚持认为“苟无大支劲旅合力调剿,不足以遏其锋”,并冷静地指出清军的战术失当:“其屡败我军如风扫箨(笋壳),亦以彼之势合,兵虽少而力厚,我之势分,兵虽多而力薄故也”,“奉省练军暨新募征调各军不下百余营,而分统太多,声势不相联络,何以取济?”为尽快扭转战局,他再次建议选用唐仁廉、吴凤柱、魏光焘、余虎恩、马玉琨、徐邦道、章高元、李光久等“能战之将”,“择其意气相投者,悉合两军为一起,使厚集兵力,各得展其所长……互为救援”;同时“责令地方官协同公正绅士赶速举办乡团,以辅兵力之不逮。乡团保卫桑梓,众力一心,较之客兵尤为可恃”(实际上辽东人民已经自发组织起来抗倭了)。针对军饷支绌影响士气的普遍问题,易俊尖锐地指出:“闻倭兵每名给银洋三十圆(元),冲锋者有赏顶,阵亡者有恤款,是以临阵奋勇,所向有功。我兵月饷,马队每名仅七两二钱,步队每名仅四两二钱,不过糊口之资而已。履霜露,冒矢石,所得已不偿所苦,而冀其同仇敌忾,奋不顾身,奚可得乎?”“饷项虽绌,而望肤公之责,不得不略变旧章也……至某路责成某军,须申明号令,胜则优奖,负则严惩”,“不然,身临前敌如赴汤蹈火,谁肯拚命为之?”(《奏夷情叵测请亟筹攻守之策折》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

   战争的最后阶段,寄望于朝廷和军队亡羊补牢的易俊,最终没能看到“挽狂澜于既倒”的结局。1月20-23日,2.5万日军在军舰掩护下于威海卫以东的荣成龙须岛登陆,目标是要一口吃掉老对手北洋舰队。在黄海打怕了、一直深藏不露的北洋舰队尚有大小兵舰15艘、鱼雷艇13只,却无陆军支援,这时只有干瞪着双眼看日本人上岸。守卫南帮炮台的6营三千官兵奋勇抗击进攻日军,其中守卫摩天岭阵地的营官周家恩英勇捐躯;日军也死伤累累,其中左翼司令官大寺安纯少将中弹毙命。2月3日,日军攻占南北两岸所有炮台,又用海军封锁了东西港口,北洋舰队成了瓮中之鳖。抗击中,旗舰定远虽触雷搁浅,仍炮轰不停,俟弹药告罄,刘步蟾下令炸舰,与舰共亡。被困孤岛的丁汝昌,在英美洋员唆使哗变后,既无力控制队伍,也不敢担戴投降罪名,于11日自杀。镇远管带杨用霖亦为拒降,自杀殉国。17日,日军登上刘公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在辽东战场,清军百余营自1月17日后四次发动收复海城之战,均遭挫败。时朝廷纳谏,换用湘系将帅,调两江总督刘坤一任钦差大臣,驻山海关督办东征军务,命湖南巡抚吴大澂和四川提督宋庆帮办,以图挽回淮军每战必败之颓势。刘、吴还从湖南、湖北、安徽调了不少军队出关。这些军队同样因将领多无歼敌决心而难见寸功,亦如强弩之末。2月28日,日军从海城分路反扑;3月4日,一天拿下湘军把守的牛庄;7日,不战而取有宋庆3万守兵的营口;9日,占据已吓破胆的文官吴大澂留下的田庄台空营。10天时间,6万清兵就从辽河东岸撤了个干干净净。看到军队这样的大溃退,清廷也慌了神,认定锦州到山海关是无法防守了。

   甲午之战,国之殇也。当年对付两路进犯、孤军深入的倭寇,不是没有歼击的机会和可能。作为言官,易俊们尽了“文死谏”之职责;而“武死战”的将官呢,是不是太少?都决一死战了吗?齐心协力了吗?这是不是也算一种国家的民族的悲哀?

   “其最不可从者,莫如割地、赔款二事”,从迟迟出兵朝鲜开始,到兵败如山倒,到成片国土沦丧,主战派的谴责乃至咒骂由暗到明,步步升级,“众口交毁”的矛头集中指向站在前台的李鸿章,不能不说是“指桑骂槐”,因为最终能主和的最大投降派是站在幕后的慈禧太后。受李鸿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主张的影响,慈禧一开始就支持李鸿章阳奉阴违地暗中媾和;平壤、黄海之战失利后,她的主和倾向也逐渐明朗化。正是随着“老佛爷”主和态度的表露,朝廷战和两派逐步酿成权力角逐的“帝后党争”,相互倾轧一度白热化,进一步影响和制约了抵抗方针的坚决执行,加快了朝廷由“望和”而“求和”而“乞和”演进。“乞和”就是“败和”,能有好果子吗!1895年4月17日(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作为日本唯一首肯的清朝全权大臣,赴东洋与日本内阁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一片抵制、声讨之声,还发生了“公车上书”事件。参加乙未科进士会试、正在北京候榜的各省举人纷纷联名上书反对《马关条约》。都察院自4月30日至5月8日收到举人上书31件,签名者达1555人。

   清朝大批官员自4月14日起就陆续上奏,反对签约履约。易俊也于27日上了《请力黜和议折》,请求皇上收回成命,“以全国体而顺舆情”。尽管木已成舟,大势已去,他还是要痛陈割地赔款之利害,表达抵抗到底之定见。

   说到割地:“天下者,祖宗付托之天下,未可以尺寸与人者也。宋割燕云之地,终宋世不能复还,金人覆宋之祸,实基于此,可为殷鉴。”“倭奴犯顺,侵占我疆土,虔刘(掠杀)我人民,凡有血气之伦,莫不同深义愤!”“如由辽河以东一带数百里均归倭有,是卧榻之下,直令他人鼾睡!则外而吉林,內而沈阳、兴京(后金都城),藩篱尽撤,腹心之患,防不胜防。”“若台湾……昔人以艰难得之,后人以容易弃之,可乎?倭奴得此,如虎傅翼,闽、浙诸省从此不能安枕。且该处百姓食毛践土二百余年,今无辜而驱之化外,万一不遵朝命,有如郑芝龙其人者,率众抗拒,将奈之何?是欲弭祸,而反以召祸也。”

   说到赔款:“自军兴以来,库储如洗,各省闲款亦罗掘一空。以岁入之数计之,每年不过七千余万两,承平无事,除开销外,所剩无几……如赔款为数尚微,犹可勉为允许,乃竟至二万万之多,势不得不息借洋债先付若干,余则分限加利付给。国家进项只有此数,将来练兵、买船、制械與,夫一切善后事宜均需巨款,即设法筹措,终恐不敷应用。所负重债,从何处取偿?土宇脧削(土地缩减),府库空虛,虽欲徐图自强,奚可得耶?以此言和……英、法、俄等国皆视眈欲逐,设藉端启衅,相率效尤,又将何以应之?”

   说到和战:“两害之中,当权其轻重……苟无伤大体,不妨曲从其请,藉息争端。否則,即作罢论,饬下各路统兵大员戮力同心,决一死战,以资敌之兵费充殄寇之军饷,绰有余裕。台湾兵力頗厚,民心亦固,有唐景崧、刘永福等严密扼守,可保无虞。山海关內外,大兵云集,闻各将士忠义勃发,一得倭奴肆意要求之信,皆为之裂眥,恨不获系夷酋之颈,致之闕下,如罢和议,其敢战之气必百倍于前。就令胜败靡常,偶蹈失疆覆辙,犹胜于举膏腴之地拱手而让之他人也。况揆(度)之理与势,未必至此。倭兵大共不过数万人……其兵单不敷分布……国课亦异常支绌,师老财匮,可想而知,但久与相持,其穷蹙可以立待。倘遽就草约定议,则堕其诡计,将以我之境土为生聚之谋,以我之赀财备攻取之具,彼日强而我日弱,靖康之祸恐不免复見于今日也!”“愿皇上上念祖宗基业之重,下念黎庶供亿之艰,立毁前约,勿为浮议所(动)搖,天下幸甚!”

    一如古之云“忧危启人智,厄穷见人杰”。易俊谈及割地赔款,就感到“不寒而慄”;谈及民族危机,总是“区区之心,不能自已”。他的这些进言,不仅披肝沥胆,而且充满雄辩,于情于理都令人动容,令人敬佩,其忧国忧民之心真真切切,可昭日月!虽然他没有能够改写中国历史,也无力挽救那个行将入木的腐朽王朝,但历史并没有丝毫抹煞他人格的灵光,而是将其凝结成了永恒!他对自己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从心底就发出过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呐喊,也深知自己之于唤醒“睡狮”的历史责任,所以才这样执着。

          主要参阅资料:《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201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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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23 21:05:03 |显示全部楼层
翁同龢日记中记载道:

   易、高两折参丁汝昌,余、李公抗论,谓不治此人罪,公论未孚,乃议革职带罪自效。既定议,而额相犹谓宜令北洋保举替人,乃降旨,余不可;孙君谓宜电旨,不以明发,余又不可。乃列奏片,谓丁某迁延畏葸,诸臣弹劾,异口同声云云。……退时午正,极费口舌,余亦侃侃,不虑丞相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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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5 17:23:13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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